“后 记”——莫大林记
发布时间:2013-12-04  作者:管理员   来源:本站   浏览:967 次

   

    我小时候并不喜欢画画,尽管生活在一个绘画的氛围里。父亲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画家,他的同事和朋友们,也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艺术家,可我对绘画一点兴趣也没有,只是贪玩,从贪玩到顽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这在五十年代,生活在杭州孤山的老老少少几乎人人皆知,“孤山路13号,有那么一个皮的不能再皮的捣蛋鬼!”

    功课倒也不错,只是“业余时间”和周围的孩子们满山遍野的跑啊爬啊闹啊,经常舞棍弄棒,经常打架。父亲看我这点业余出息,也想顺势让我在课余时间去正规的学点东西,收收我的野性。于是把我领到了盖叫天的门下。

    盖老是闻名天下的“活武松”,那时我就爱看他的戏,他的舞枪弄棒太吸引我了。去他那儿学,倒正合我意。我甚至在想象我也会像他一样,挥舞着拳头、抡起着大棒,多神气!说不定还可以做个孤山的“山大王”。可后来,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美。在盖老那里,没有摸过一次枪,也没有碰过一次棍,只是每次弯腰压腿,瞪眼运气。……半年多过去了,还是那么些枯糙的动作,实在受不了,最后终于逃了出来。

    之后,父亲为了收住我的野性,又把我送到黄宾鸿先生那里学画,每周一次,尽管不喜欢画画,但父命难违。后来,我倒也喜欢在黄老那里学画了,倒不是我爱上了画画,而是因为他很随和,不像盖老那么严厉。每次去,他就拿一张小凳放在他画桌边,让我随意画,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我就开始海阔天空的瞎画,飞机大炮、坦克兵舰。……黄老先生时不时的搁下画笔来看看,也总是笑呵呵地说好。当然,最开心的还有二个原因:一则,每次去,黄师母总会给我吃很多点心。二则,每次走的时候,我会从黄老先生的字纸篓里抱走一大包他扔掉的画稿,回家后把这些画稿一张张摊平,然后用水彩颜色在上面涂抹,就像小学生的美术填图,涂的红红绿绿 ,煞似好看,涂完一张扔掉,再换一张,那是最开心的事。

    后来黄老先生去世了,不久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,母亲把我接到了上海。没有了绘画的环境,而父亲这时又反对我学画,自然绘画的兴趣也就荡然无存了。

    六十年代,只是非常偶然,一夜之间,母亲让我报考浙江美院附中,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赶在最后一个上午报了名,下午急匆匆去买画画的材料,什么铅笔、墨汁、水彩颜料、调色盒等等。第二天就开考了,那时看着别的考生拿来他们画的大张大张的素描石膏像,心里挺虚乎乎的,听天由命吧!也怪,竟然也就考取了。我开始总以为是否父亲开了后门,但到学校后,看看我的成绩在中偏上。或许我考的时候临场发挥很好,而且我的文化课底子好。我在上海念的是市重点中学,数理化是全市数一数二的(那时父亲是主张我学建筑),所以很巧然的考了进来。这样,才开始走上了绘画的道路,画画也由此伴随了我的一生。

    学校学习是艰苦的,也是枯糙的。因为并不喜欢绘画,所以就不像其他同学那么一心一意、认真刻苦的学习。经常“可以”、“过得去”、“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”也就行了。特别在色彩上,一直上不去,在中不溜的位置徘徊。唯一一张画的好的,还是在跟父亲出去写生,他画油画,我在一边画水彩,感受他的影响。这张色彩受到了老师的表扬,也变成了示范作品。那时印象最深的,就是接触王流秋老师的画。他不教我们,是高班的指导老师。他的画在色彩上很有独特的东西,一种说不清的“新鲜”刺激感。会激起视觉神经潜意识的冲动,这和我们整天浸泡在苏派的绘画完全不一样。所以,时不时的,我会溜进高班的教室,看看他给同学们画的示范作品。还有,就是看油画系毕业班的创作。因为在那时,大家都把毕业创作看作是学生学习最终的目标和最后的结晶,往往会把一个学生的最终水平定格在毕业创作上。但毕业生们也怕我们去干扰,总是关着画室的门,弄得我们只能挤开一条门缝去张望。胡振宇、秦大虎、施绍辰等等的画室,都是我们经常“张望”的地方。

    尽管已走上了正规的学画道路,但对画画还是提不起兴致。所以课余、周末、哪时能躲的开教室就外溜,湖畔、山野、近郊、娱乐场所等等,都是我经常去的地方。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,叫“我喜欢下乡。”真的,我就是喜欢下乡,尽管有时的“双抢”劳动起早摸黑很辛苦,但那是一个没有课堂的禁锢、没有绘画作业的约束,自由自在,天高任鸟飞的天地。……

    临逢毕业,一场“浩浩荡荡”的文革打乱了平静而古板的校园生活。大字报、大辩论、集会、游行、批斗、串联等等,使我们这些年青人搅进了一场莫名奇妙的混乱。也不画画了,整天热血沸腾的东溜西窜、昏天黑地的瞎忙呼。而等稍稍安静下来,我已经滞留在东海边一个小小的县城里,一个在当时地图上都找不到名称的角落——温岭。

    温岭,如今是浙江台州地区,乃至全国也可以称首富的县了。而在当时,从杭州坐颠簸的汽车翻山越岭行走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。在那里,整整耽了十年,酸甜苦辣的十个年头,被当偶像吹捧追求过,也被当黑帮批斗关押过。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,远离了父母的关爱,远离了同学、朋友的交流,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地走,一步步地去面对现实。也由此,接触了社会的方方面面,结交了许多朴朴实实的朋友。

    那时也画画,但只是一种上级派下来的任务。“最高指示”的发布、“重要会议”的下达、“统一精神”的宣传,对于我的这些“文化人”来说,必须是招之即来,来之能战。也就形成了经常半夜三更起来画宣传画、招贴大幅标语、以及没完没了的“伟人像”、“忠字牌”。已经谈不上爱好和兴趣,只是必须用这种“工作精神”来左右自己的一切。

    到文革后期,倒也宽松了不少,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些事。因而地区的一些画画的画友经常可以打着“下乡体验工农兵生活”的牌子,出去写生创作,兼带游山玩水,当然,更多的时间还是闲散。省和地区也开始经常组织主题创作,这对当时的画画人来讲是件大事。于是一些人各种各样的劲都使了出来,争先恐后,不择手段,生怕遗漏。而我始终没太大的兴趣,面子上只是要对得起29.50元的工资,任由他们,没啥大不了。

    文革结束,费了好大的周折调回了杭州。说实在的,这是靠了父母,也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被父母找关系办事的“特例”。工作倒也不错,是在一个杂志社,说起来是美编,其实主要还是当摄影记者。而后,就是没完没了的出差采访,和影视圈的“名流”们厮混。那时我也确有想“混”到影视圈,想圆一个早年的梦,中学时期的梦。在中学时代,曾凭一个漂亮的朗诵考进了上海中学生文工团,而监考官就是白杨和赵丹。当他们把我考试的情况告诉我母亲时,她即惊讶又生气。惊讶的是我是背着她去考的,生气的是她坚决反对我走这条路,尽管她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。当年考大学时,我也曾选择了电影学院,是想学摄影。而我家邻居、美术系主任反复动员我考舞美。当时全国报考只有三十多人,召取名额十五人。这之中美校毕业报考的连我只有三人,专业自然不用说了。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。可后来文革开始,一阵风把煮熟的鸭子刮飞了。……但时间一长,感到影视圈不是能待的地方。看着一个个明星冉冉升起,又看着一个个黯然逝去,很难说是他们自身的原因。形形色色,各种各样的权势混淆在一起,任何人都不能靠独自、或者自我的意志力能左右。而整个圈子就是被“功利”这个无形的巨大影子所笼罩和搅拌。任何人、任何事在它的左右下,完全无以自拔,完全丧失了自我。而我,并不想要什么功利,更不想被左右,只想远离那喧啸的尘市,找一片净土,安安静静、悠悠闲闲地做自己的事。慢慢地,我淡出了那个浮层。可面临无所事事,只能又强迫自己拿起搁下的画笔,一则打发闲散的光阴,二则也可以在画中浸入一种思绪和情感,但始终并没有把画画作为一种我必须为之“奋斗”的。

    多少年过去了,这种对绘画的感觉和情绪始终若离若合,画布只是我抒发心绪、诉说情感、自我解脱的一块田地。一种远离尘市的手段,一个打发光阴的嗜好。我并不刻意去追求绘画的结果和它的社会面,而刻意的是画这张画的心境:这个被我描述的画面是否能真实的反映它的本质和潜在的意境,这个画面是否能表现我对对象那时那刻的感悟。尽管我和“画画”似离似合,但当我很得意忘形时,或很苦闷无奈时,总会不由自主地拿起画笔涂抹一下,一种发泄、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发泄,当一切过去了,结果也就由它了,不管表现出的是惨不忍睹,还是明媚灿烂,“有感而动,无感而歇”。“别把绘画太当回事,更别把结果看得太重”。我倒总是这样对自己说。

    对于绘画,我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更不用说复杂繁乱的绘画史、五花八门的流派、千奇百怪的技巧、深奥莫测的理论,那些都是学者、大师乃至巨匠的殿堂。而我,仅仅是在这个门口东张西望,一个始终彷惶, 但又无路可去的人。

    我只能如事说。

 

莫大林

2010年10月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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